交易类诈骗多种多样，具有代表性的诈骗类型主要包含如下几种： 

（一）卖茶女式诈骗

卖茶女式诈骗，是指通过虚构的悲情故事、虚假的恋人关系，对将价格极低的茶叶、白酒、玉石等商品包装成优质商品加以销售的情形。卖茶女式诈骗的具体形式并不统一，最为常见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两种：

1.乞讨式卖茶。这种情形中，行为人会虚构一个悲惨的身世，例如自己是外公养大，外公病重，无钱医治。行为人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悲惨处境，进而使他人基于同情、可怜，而产生施舍或者馈赠的意图，行为人借机对其高价销售商品。乞讨式卖茶，表面上冠以交易之名，实质上却是乞讨。

2.婚恋式卖茶。这种情形中，行为人会营造一种虚假的婚恋关系或者含混的恋爱氛围，通过这种虚假的恋爱关系、含混的恋爱氛围，向他人高价销售价值极低的商品。婚恋式卖茶，表面上存在交易，实质上是他人基于虚假的恋爱关系，对行为人的赠与。这一点与网上所流传的花篮诈骗极为相似，所谓的销售商品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向“恋人”讨要礼物。

（二）酒托式诈骗

酒托式诈骗，实际上是“吊模宰客”式犯罪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。在酒吧等消费场所，安排“服务员”上网与人聊天，以心情不好、失恋、寻找刺激、一夜情、征婚、征友等理由，邀请他人到消费场所约会，将廉价酒冒充高档酒水，诱骗他人购买。

司法实践中，“吊模宰客”可以演化为多种犯罪。1.消费之后，消费场所采用平和手段促使受害人支付酒水费用的，一般认定为诈骗罪；2.消费之后，消费场所采用威胁方法迫使受害人支付酒水费用的，一般认定为敲诈勒索罪3.消费之后，消费场所采用暴力方法迫使受害人支付酒水费用的，一般认定为抢劫罪。

于平和型酒托诈骗而言，受害人存在双重给付目的，其一是对酒水的消费目的，其二是基于行为人所许诺或者暗示的婚恋、约会、一夜情等因素对酒托所进行的馈赠目的。两种给付目的中，受害人基于欺骗行为（酒托许诺或者暗示的约会、恋爱、一夜情意向）对酒托进行馈赠的目的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是促使受害人请客并向酒吧（包括酒托）支付款项的本质原因。

（三）保健品诈骗

行为人购买价格极低的“保健品”，虚构“保健品”的医用价值，将保健品销售给他人，赚取高额利润。在国内的刑法实践中，将此种情形认定为诈骗罪，并不存在疑问。具体而言：保健品的基本价值蕴含于保健品的各种功效之中。在正常的保健品买卖活动中，买卖双方会对保健品的功效和营养价值作出约定，由买家支付相应价款，卖家交付具备约定的功效或营养成分的保健品。实践中，如果保健品具备相应的功效，则即便保健品价格十分昂贵，也不做犯罪化处理，例如东阿阿胶。但是，如果买卖双方对保健品的各项功效和营养成分做出约定，在卖家收取货款后，交付根本不具备约定功效和营养价值的商品，即销售方不存在交付合同标的的诚意与行为，则此种行为构成诈骗罪。保健品诈骗，类似于一种将砖头伪装成电视机加以销售的情形。

现实生活中，虚构商品价值的诈骗类犯罪，非止保健品诈骗一种，虚构股票价值、虚构邮币卡价值，均有成立诈骗罪的先例。

“非法占有目的”是取得型财产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要素，无论是盗窃、诈骗还是敲诈勒索，构成犯罪均无法脱离“非法占有目的”这一基本要素。然而，现行的刑法条文及刑事司法解释，仅对金融诈骗犯罪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做一般性阐释。并未对普通的交易类诈骗，由其是存在实际履行的诈骗行为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加以明确。对此，我们仅可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及司法观点中，探析交易类诈骗的认定标准。

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观点中，“欺骗行为在交易中发挥根本性、决定性作用”是鉴别行为人是否存在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标准。这样的阐释或许依旧宽泛，对此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：如果行为人在交易过程中虚构了部分事实，这部分事实对于促成交易产生一定影响，但在实质上，行为人依旧期望通过“交易本身的实际履行”获取利益，不存在“使用虚构事实，换取受害人财产”的情形，则此种情形仍属民事欺诈。反之，如果“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成为了交易的核心对象，欺骗行为是行为人无偿获取受害人财产的根本原因”，则此种情形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。换言之，欺骗行为发挥根本性作用，是指在交易的过程中，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，成为了交易的核心对象，而非促成交易的外部手段。

在“卖茶女”类诈骗行为中，卖家将价值几块钱的普通茶叶谎称为生长周期极为缓慢、气候要求极其严格、一年只生产几斤的顶级茶，借助悲惨身世、婚恋关系以超高的价格对外销售。在“卖茶女案”背后，真实交易的商品并非茶叶，而是行为人所虚构悲惨身世或婚恋关系。即行为人利用其所虚构的悲惨身世或婚恋关系，换取了受害人施舍和馈赠，进而无偿占有了受害人的财物。在酒托诈骗的情形中，酒托的行为会引发受害人产生双重给付目的，其一是对酒水的消费目的，其二是基于行为人所许诺或者暗示的婚恋、约会、一夜情等因素对酒托所进行的馈赠目的。两种给付目的中，受害人基于欺骗行为（酒托许诺或者暗示的约会、恋爱、一夜情意向）对酒托进行馈赠的目的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是促使受害人请客并向酒吧（包括酒托）支付款项的本质原因。在保健品诈骗的案例中，行为人完全虚构商品的价值，引诱受害人将虚构出来的商品价值，作为交易对象而给付对价。当行为人将虚构的事实设置为交易对象，并换取对价时，其行为本身便蕴含了“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
总结如上三种情形，针对“以出卖商品为幌子骗取财物”诈骗犯罪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其一，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成为了交易对象，受害人将行为人虚构的事实视为交易对象或者给付对象，而给付对价。如行为人通过虚构婚恋、约会、一夜情、悲惨身世、可怜等事实，换取施舍或馈赠，又如行为人用虚构的商品价值，换取他人支付“对价”；其二，在交易背后，行为人使用虚构的事实本身换取对价，蕴含无偿占有受害人财物的成分，在此范围内，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其三，综合评判“客观存在的交易标的”（如卖茶女案中的茶叶）与“虚构的事实”（欺骗行为）两种要素在整个财产转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，可以清晰看出，客观存在的交易标的不是主要的交易对象，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才是买家支付“对价”的对象。

综合而言，欺骗行为在交易中发挥根本性、决定性作用，即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是受害人支付对价的根本目的，是行为人获利的内因，商品交易仅仅是一个幌子。

（一） “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”的界定

在刑法的基础理论中，“欺骗行为，造成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，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”是成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受害人对交易的信息产生误解，便陷入了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。

对于交易类诈骗而言，仅仅是针对交易动机的误解，尚不够成刑法意义上的“错误认识”。例如卖家的信誉、产品的口碑等信息会对买家的购买欲望产生影响，如果买家对这些信息产生了误解，但对于交易活动的交换价值本身没有发生误解，则尚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。反之，如果受害人针对交换的价值发生了误解，对于自身所处分的财产性利益的种类、范围、危险性产生了误解，则可认定受害人陷入了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。

（二）进货价格与销售价格的价差是否影响诈骗罪的成立

在司法实践中，存在着这样的诈骗罪认定规则——如果商品成本很低、售价极高，且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，便此种情形应当认定为诈骗罪。事实上，这种规则并不可行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，商品的销售以溢价销售为原则。遵循这种普遍规律，如果将“溢价”作为鉴别销售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标准，那么可撤销的民事欺诈行为将不复存在。

事实上，如果商品交易本身货真价实，则即便交易中存在欺诈，也只能认定民事欺诈行为的存在，不足以认定诈骗罪的成立，这种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普遍的认可。那么如果商品交易过程中，价格虚高且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，此种情形是否满足了诈骗罪的成立条件呢？对此，要从以下两个层次加以判断：

1.法律从不禁止商品的销售存在合理的溢价。

在商品规律中，商品的生产成本会对商品交易价格产生影响，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，同样也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。同种商品，在不同的流通环节，它的价值也会有所不同。如果某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完全符合市场规律，商品的溢价并未超出合理范围，则行为人并未谋取不当利益，无必要考虑这种交易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。

2.商品的溢价超出合理的范围，需要考察溢价的来源。

在交易欺诈情形中，价格虚高的确会增加构成刑事诈骗的风险。如果商品的的“溢价”是由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（如虚假的保健品功效）换取，则这种溢价实质上是行为人无偿占有受害人的财物；如果溢价并不是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换取的，则即便溢价很高，仍不足以认定犯罪成立。前文所提及的案例——“冒充美女身份，在微信上添加男性网友，使用既定的话术，将低价购买的商品高价卖出”的情形是否构成犯罪，本质上要考察行为人获取溢价的来源：如果行为人所使用的话术，蕴含了婚恋关系、悲惨身世，亦或严重虚构的商品价值，则买家所支付的款项更接近于对行为人的施舍、馈赠或者针对虚构商品价值的对价给付。在此意义上，交易行为中蕴含了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成分。如果这种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成分，在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，则应当认定诈骗罪的成立。反之，如果行为人虽然虚构的自己的美女身份，但并未虚构商品的真实信息，也没有使用婚恋关系、悲惨身世换取他人的馈赠，那么溢价虽高，却仍不属于诈骗的犯罪数额。

因此，当我们尝试用商品的“溢价”去辨析行为的整体属性时，必须明确，只有“商品的溢价”是由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换取的，而且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是核心的交易对象时，行为的整体性质才能发生转化——诈骗行为。此时，“商品的溢价”才能被转化为诈骗的数额。

结语：交易类诈骗的认定，以欺骗行为在交易中发挥根本性、决定性作用为认定标准。当行为人将虚构的事实本身设定为交易对象，受害人以虚构的事实为交易对象支付对价时，则交易行为本身蕴含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成分。如果这种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成分，在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，是行为人获取收益的本质原因，应当认定欺骗行为在交易中发挥根本性、决定性的作用。